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蔡元培先生是教育界、知识界普遍敬重和获得高评的一位知识领袖。 在接触中国近现代文化人物时，我注意到有两位人物极为特殊，一位是王国维，对他的学术造诣和成就，同时代许多重要人物，如梁启超、胡适、郭沫若、鲁迅、顾颉刚、陈寅恪等几乎有一致的高评;一位是蔡元培，对他的高尚道德和伟大人格，不同学派、不同政党的人都能打破门户之见，推崇备至。

 从传统的标准看，立德高于立言，属于最高的人生境界。 不过，我们今天认同蔡元培，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标准，更重要的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立论。

 蔡先生之所以享有这样崇高的声誉，在于他为人师表，以德服人，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召力;在于他能以前清翰林的资格，率先出国留学，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年代，沟通、调和中西文化，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;在于他毕生献身教育、科学，鞠躬尽瘁，呕心沥血，成绩卓著;在于他提出了一整套思想主张和政策措施，它们在中国现代教育、 科学体制的确立中发挥了正确导向作用。 

蔡先生一生为人所称道者有两大事功：一是整顿北京大学，为中国大学教育改革树立了一个范型;一是创办中央研究院，为科学事业发展铺垫了基础。 这两大事功，在中国现代教育、科学发展史上，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

建立现代大学制度

民国时期，蔡元培主持教育行政工作主要有三段时期：一是民国初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唐绍仪内阁的教育总长;二是应范源廉之约请，出任北大校长;三是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。

 民初这一段，蔡先生任期太短，其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种种举措中以废经科和颁布《大学令》最为引人注目。 

蔡先生「居北大校长名义，自民6至15年，共十年有半，而实际办事，不过五年有半。」 然而蔡先生正是把握了这一机会，整顿北大，「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，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。」 正因为如此，蔡先生对北大的改革成为人们乐道的一大事功，胡适将其定位为「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」或北大的「革新时期」。 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后，蔡先生以为有机会将其多年所怀抱的宏愿付诸实施，然未料自己的主张与国民党的「党化教育」方针大相抵触，大学院制的试验遭到了失败，蔡先生心灰意冷，辞去大学院院长一职，「离大学院后，专任研究院院长，与教育界虽非无间接的关系，但对于教育行政，不复参与了。」